院士代言一顆“神奇土豆”，曾引起媒體聚焦。
2018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朱有勇，手里抓一顆碩大的土豆，現身人民大會堂“代表通道”，向中外媒體講起科技扶貧故事：普通土豆不過鴨蛋大小，而他指導村民種的土豆比鴕鳥蛋還大，重的一顆就有5斤。靠種冬季土豆，邊陲村寨里村民的冬閑田變成了高產田、脫貧田。
這顆“神奇土豆”，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朱有勇鉆研農業科技、投身科技扶貧的縮影——
30多年來，朱有勇研發的作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技術，大面積應用累計3億余畝，成為國際上利用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的典范。
5年來，朱有勇帶領團隊扎根深度貧困的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用科技力量改變當地貧困面貌，成為全國科技扶貧的典范。
在《Nature》等學術期刊發表科技論文200余篇，獲發明專利20余項、重大獎勵18項，朱有勇始終心系農民、不忘初心，一如他的口頭禪：“我就是一個會種莊稼的農民。”
“我年輕，我來干！”
——一個大山里的村寨，映射“農民院士”的初心
“挪達，拉祜庫馬西。（你好，我不會說拉祜話。）”
11月的一天，瀾滄縣竹塘鄉云山村蒿枝壩組。
推開一戶村民家的門，一位65歲的老人說了這樣一句開場白。拉祜族老鄉眉眼一笑，回了一句“漢巴庫馬西（我不會說漢話）”，熱情地把來人迎進家。
這是朱有勇5年來使用最多的常用語。
5年前，精準扶貧的戰役正在中國大地鋪展。朱有勇所在的中國工程院，結對幫扶西南邊陲的深度貧困縣——普洱市瀾滄縣。
貧困人口16.67萬人，貧困發生率高達41%，瀾滄縣扶貧任務艱巨，是云南決戰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院士扶貧”誰來牽頭？在中國工程院召開的專題會上，剛滿60歲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奮勇：“我年輕，我來干！”
朱有勇和同事很快來到瀾滄縣。然而行走在竹塘鄉多個村寨，目之所及卻這樣揪心——籬笆房、茅草房四處漏風，一個火塘、幾件炊具、一堆玉米和一兩頭豬就是一戶人家的全部家當。
這讓他想到小時候的生活情景。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一個農村家庭。貧窮和饑餓讓他生出通過努力讓鄉親過得好、讓莊稼長得好的強烈愿望。
“這個地方不該這么窮。”朱有勇發現，瀾滄縣生態環境良好，光、熱、水、土壤條件優越，這么好的資源稟賦，卻深陷貧困。
朱有勇感到深深的內疚，“我們虧欠農民的太多了，我們是黨和人民培養的，是我們來晚了……”
可村民們一開始并不大領情。
走村入戶調研時，很多拉祜族人開口就是一句話：“給我點錢吧，給點錢我就脫貧了……”
朱有勇很急，給錢給物哪是長久之計？“等靠要”觀念更要不得。他明白，要想讓村民相信真能帶領他們擺脫貧困，就必須走到農民心里，和老鄉打成一片。
朱有勇從零起步，開始學習拉祜語，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語。他說：“更管用的還是喝酒，能跟村民喝上酒，那就肯定能打成一片。”
解決了溝通障礙，朱有勇的這場攻堅戰才算剛剛開始。一個個問題，在朱有勇腦海里等待破題——
“瀾滄縣資源豐富，農民有大量的耕地和森林，但是怎樣把這里的資源優勢變成經濟效益？這里的資源最適宜發展什么產業？”
帶著這些問題，他走村串寨，研究田間地頭的“脫貧經”。
五年如一日，朱有勇帶領團隊利用專業特長，科學制定了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的發展措施，按下瀾滄扶貧“快進鍵”。
2017年4月，“中國工程院院士專家扶貧工作站”在蒿枝壩組掛牌成立。
蒿枝壩組活動室成了一座“科技小院”。“這像是一個農民田間學校，在朱院士團隊帶領下，鄉親們一邊種田一邊學技術，樹立了科技致富的觀念。”竹塘鄉黨委書記黃鎮說。
朱有勇不敢懈怠，“我們習慣了把論文寫在紙上、發表在刊物上，現在要把論文寫在大地上，讓一家家農民富起來、一個個村寨脫貧！”
用科技力量戰勝貧困
——對老鄉脫貧的牽掛，讓“農民院士”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首先要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農民們應該種什么？
發展產業并非易事。前些年，瀾滄縣曾大規模推廣種植核桃樹，竹塘鄉就種了7000畝。不料，核桃樹長得挺好，但是掛果很少。
有企業找上門來，想種花椒。朱有勇左思右想，把企業勸退了，“中國花椒產地這么多，這里種有什么特別的優勢？”
“既要用好我們的科技成果，也要和這里的自然資源結合。”朱有勇抓住這條主線，通過對氣候、土壤、降雨等自然條件的科學分析，找到了一個突破口：這里具備發展冬季土豆和冬早蔬菜的優越條件。
冬季土豆十一、十二月播種，第二年三四月份收獲。“這個時候能產新鮮土豆的地方很少，瀾滄縣可以成為全國最早上市的新鮮土豆產地之一，收購價格也比較高。”云南農業大學教師黃惠川開始向村民作介紹。
“一畝地，一百天，一萬元。”專家們掰著手指頭給村民算賬，村民將信將疑。
2016年冬天，扶貧隊員找到村民劉金寶，動員他種冬季土豆。劉金寶嘴上答應，結果第二天就去地里撒了油菜種子。
朱有勇只好找到村組干部，一起在蒿枝壩組的100畝地里，搞起了示范種植。
2017年春天，示范基地迎來豐收。通過測產，最高畝產4.7噸，平均畝產3.3噸。按照每公斤3元的收購價，平均每畝土豆收益近萬元。
消息傳到劉金寶耳朵里，他決定拿出2畝地種土豆試試。再一年開春，他家地里長出了全村的“土豆王”，一顆足足重5斤。
到了2018年冬天，沒等扶貧隊員上門，劉金寶把自家10畝地全部種上了土豆。
這一年，瀾滄縣冬季土豆已推廣種植3200多畝。
冬季土豆只是當地致富的一塊敲門磚。“冬閑田”變成“效益田”；不曾開發利用的人工松林，成功用于科學種植有機三七……科技成果轉化，讓朱有勇的理想照進一個個村寨小院，“這比拿多大的獎項、給多少錢都更讓我高興。”
2016年，朱有勇在竹塘鄉試種5畝三七，得到了正向反饋。然后，他開展了林下三七的大規模推廣，2018年擴展到7300多畝。
據瀾滄縣林業部門調研，全縣有50余萬畝思茅松林，其中適宜三七生長的有40余萬畝。假以時日，林下三七有望成為瀾滄縣一個支柱產業。
在科技扶貧助推下，瀾滄縣貧困發生率今年有望降到3%以下。從昔日深度貧困的“直過民族區”到今日“科技扶貧示范縣”的跨越，記錄著朱有勇這個“農民院士”五年如一日的一線攻堅。
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就存著他。每到臨近春節，村民家里吃殺豬飯，都排著隊請朱院士。
大山無言，一石一礫皆是見證。朱有勇腳步丈量的地方，就是一個村寨脫貧發展的希望。
“蒿枝壩的花兒紅了”
——培養1445名鄉土人才，只為“農民院士”入黨時的承諾
扶貧先扶智。為了指導農戶科學種植，朱有勇在全國首創中國工程院科技扶貧技能實訓班，招收的學員都是農民。
“手把手領著老鄉干，實實在在做給老鄉看。”朱有勇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他邀請院士專家直接給農民授課，既講通俗易懂的理論原理，又在田間地頭指導實踐操作，直到學懂學會。
從林下三七、冬季土豆，到冬早蔬菜、茶葉種植、豬牛養殖……朱有勇帶領團隊前后共開設24個技能班，培養了1445名鄉土人才。
朱有勇向我們列出一組數據——培訓學員中，90%的學員已經脫貧，50%的學員帶動了親戚朋友脫貧，還有一部分學員把整個寨子帶動脫貧了。
走進酒井鄉坡頭老寨村民馬正發家，一塊參加培訓班獲獎的獎牌掛在家門口。
馬正發在2017年參加了冬季土豆培訓班，作業是種一畝土豆。臨近結業，土豆收獲了，馬正發通知全寨的人去現場觀摩他的“考試成績”——他不僅種出了當年班上最大的土豆，1畝土豆還賣了7000多元。馬正發由此獲得朱有勇親手頒發的5000元獎金和獎牌。
看到他種的土豆又大、又好吃、還賣得上錢，2018年冬，坡頭老寨小組32戶村民全都種上了冬季土豆，其中包括16戶建檔立卡貧困戶。“今年，我們寨子全部脫貧了。”馬正發自豪地說。
今年11月11日，中國工程院瀾滄院士專家科技扶貧班首屆電商班開班。朱有勇在班上教授農民自己開網店，把大山中的優質農產品直接賣到消費者手中。他還設想引進區塊鏈技術，解決中藥材的全流程追溯問題。
“林下藥材可以做成大產業，不僅是林下三七，還有重樓、黃精、石斛等。我們想摸索一套科學辦法，讓藥材回歸深山老林。”“我們希望以優質的藥材原料，為中醫藥發展作一份貢獻。”
一顆初心，始終躍動，正如他的入黨誓言——
“團結廣大群眾，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服從祖國的需要，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為了這句誓言，1996年，朱有勇在悉尼大學完成了分子植物病理學有關項目研究，回到了云南農業大學：“賓館再好不是家。我能回到祖國，為自己的家鄉做事，比什么都有意義。”
為了這句誓言，2011年，剛剛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有勇向組織提出，希望繼續專心搞科研，不再擔任云南農業大學校長。
朱有勇科研成果豐碩，頭銜眾多，植物病理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國家教學名師等等，但他最喜歡的還是“農民院士”。
“脫貧攻堅帶給鄉村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級干部群眾才是真正的脫貧主力軍。我是一個教書匠，更準確地說，我就是一個會種莊稼的農民。有幸參與了這個工作，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朱有勇說。
“瀾滄江邊蒿枝壩，林下藥材滿山崖，生態有機三七花，人人見了人人夸……”蒿枝壩的村民，都喜歡唱朱有勇根據山歌編的這首《蒿枝壩的花兒開了》。
蒿枝壩村道路旁，遍布一種名為三角梅的植物。朱有勇在蒿枝壩扎根后，就引種了這種花。
他有一個想法——等閑下來，把自己和身邊的人們在這場中國反貧困斗爭偉大決戰中歷練并成長的故事寫成一部小說，書名就叫：蒿枝壩的花兒紅了。
蒿枝壩上，花期正盛。
遠山之外，脫貧傳奇正在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