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鄧州，許多農村的村部公告欄都張貼著“四議兩公開”工作法流程圖，旁邊往往還有這樣一幅漫畫：一個印著“農村工作”字樣的鎖頭上，掛了六把鑰匙，左邊四把、右邊兩把各自相連，分別代表著“四議兩公開”的六個步驟。
這幅漫畫從十多年前就粘貼在各村，如今已經褪色發舊，帶著歲月的痕跡，卻見證了“四議兩公開”在農村基層治理中的生命力。
從2010年至今，“四議兩公開”工作法三入中央一號文件，今年1月，還被寫入《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成為新時代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法寶之一。
這項發端于鄧州農村的工作法，如一串金鑰匙，解開了干部群眾之間的心結、確立了基層黨組織的主導地位、理順了民主管理的流程，15年來，歷久彌新。
問題“逼”出來的好辦法
“四議兩公開”工作法起步于新世紀之初。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受農村稅費加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等因素的影響，鄧州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黨群關系惡化等現象愈演愈烈。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稅”“費”“義務工”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農民群眾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生產環境，但前一時期遺留下來的黨群矛盾，讓村級黨組織無所適從。當時，鄧州市578個村級黨組織中，后進村占6.4%，工作勉強運轉的村占12.8%，個別村級黨組織甚至完全癱瘓。
“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黨員干部的威信降低，村黨組織核心地位被削弱，和村委會‘兩張皮’現象嚴重。”“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創始人之一、時任鄧州市委書記、現任南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朝瑞回想起來，依然深感困難重重。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面對農村治理新情況，鄧州開始探索解決之道。“辦法是問題逼出來的。”劉朝瑞坦言。
同年6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給鄧州送來“錦囊”。
然而，由于鄧州制定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配套程序繁雜，許多村干部摸不著頭緒，不會用，用不好，黨員群眾仍沒有參與感，“公開出來的知道，不公開的呢？”“事后公開有什么用？”黨員群眾意見較多。
怎么辦？學不會，只好把流程精簡，步驟明確；被質疑是“事后公開”，就讓黨員群眾參與到決策中。
2004年9月，鄧州市委組織部深入農村進行了將近半年的調研，并以裴營、文渠等鄉鎮為試點進行先期探索，最終提出“4+2”工作法，即村黨支部提議、村“兩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會議決議，決議結果公開、實施結果公開的程序。又經過半年的試點推行，初見成效。
2005年9月，鄧州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在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工作中推行“4+2”工作法的決定》，正式在全市全面推廣。
“你們把它當公式套，一步步來。”在第一堂培訓會上，鄧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有印給村支書們說了個“竅門”，“要把主動權和主導權抓在手里。”
就這樣，“4+2”工作法開始在鄧州“扎根”。
實踐煉出來的好經驗
“它一開始并不完善，是在實踐過程中試煉出來的。”張有印告訴記者，全市推行之初，遇到許多“攔路虎”。
有些事項在會上通不過，有些事項通過了卻推不動。這在最初的實踐中，并非個例。究其原因，是黨員沒發揮出作用，代表沒選準，工作沒做到位。
“真正當家的人，有威望的人，還有刺頭兒，這三種人得選出來當代表。”張有印介紹道，“選人環節正是村黨組織發揮組織作用的時候，事先充分調研了解，選準提議事項利益相關人，不然就是白忙活。”
事項不合法不合規也是初期的常見問題。“比如開會商量把基本農田分了建房，一檢查嚇一跳。后來按照市里要求，重大事項的內容必須報街道黨工委備案審核。”湍河街道組織委員索淑玉說。
為了更好地推進落實，鄧州先后出臺《關于深化完善“4+2”工作法 加強和創新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意見》及《“4+2”工作法實施細則》，把議前、議中、議后需要做的工作、注意事項及公開范圍、公開時限等分別做出具體規定，并建立黨員、村民代表聯系戶等制度，保障了工作法的科學運用。
“4+2”工作法逐漸在農村“站穩腳跟”。僅五年，鄧州的基層組織建設和社會治理發生了顯著改變，后進村得到轉化提升，并一躍成為全省重要經濟大縣，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高出全省平均數635元，農民群眾對村級經濟社會發展的滿意度達到85%以上。
2009年8月，“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在全國推廣。2011年3月7日，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河南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鄧州市在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中創造了“四議兩公開”工作法，針對新時期農村工作的特點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既從實體上又從程序上完善制度規范，從而保證了農村基層組織決策和執行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使黨的領導、發揚民主、依法辦事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有機結合統一起來，這個辦法全省、全國都在推廣，像這樣的探索在基層各個領域要倡導和支持。
多年來，“四議兩公開”工作法不負囑托，始終與時俱進。
近年來，農村外出務工的黨員群眾不斷增多，會怎么開？微信、短信等現代化信息手段“大顯身手”。除直接利益相關者外，其他黨員或村民代表均可通過微信、短信等表決并截圖存檔，突破了“面對面”開會的傳統模式。
僅涉及一個村民小組的重大農村事務，擺進“四議兩公開”中不僅提高運行成本，還容易沖淡利益核心群體的呼聲，如何處理？“一提二審三通過”應運而生，即村民小組理事會提議，村“兩委”會審查，戶代表會議或村民小組會議決議，組內問題組內解決，知根知底好溝通，推進地更加有序高效。
農村治理活起來的好機制
道路寬敞，綠樹成蔭，一排排小洋樓鱗次櫛比，魚塘里碧波蕩漾，幼兒園、學校和醫院就在村民家門口，張村鎮朱營村如今的面貌已是煥然一新。
“村支部說話有分量，老百姓信你服你愿意跟著你干，才能有現在的朱營村。”回顧村里十多年來的發展，朱營村村支書、村主任朱志華十分感慨。
在朱志華看來，“四議兩公開”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個公開透明的平臺：村支部引領統一規劃，逐戶簽訂建房協議，以一戶一宅為原則，劃定房屋規格并公示價位，黨員干部拆房走在前、挑房選在后，建設進行得有條不紊。
“以前黨員就來舉舉手，村里的事插不上嘴。現在完全不同了，村支部會跟我們通報近期工作情況，征求我們的想法，歸屬感和責任感都強了。”朱營村黨員朱貴芳把自己當成村集體建設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往哪兒搬。
黨員越來越顧大局，村民也越來越明事理。
2017年，鄭萬高鐵的建設需要征用小楊營鎮東樓村100多畝耕地。村支部便運用“四議兩公開”把土地征用、搬遷安置等實施辦法和征用補償款的分配方案一一說明，并結合“一提二審三通過”將拆遷任務在組內消化，順利完成征遷任務，無一戶信訪。
“開會把啥都說清楚，大家的思想也就跟上了，國家建設必須得全力支持。”東樓村第五小組組長劉慶連會后主動到各家各戶做工作，“村民們私心變少了，也相信集體決策不會錯。”
目前，鄧州市95%的村（社區）能夠正常運用“四議兩公開”工作法，群眾對運用“四議兩公開”解決村級重大事務的滿意率達95.3%，村（社區）支書、主任“一肩挑”比例達99.7%，為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奠定了堅實組織保障。
十五年來，“四議兩公開”工作法一直在鄧州農村破解難題、化解矛盾。它為何能始終保持生命力？鄧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靳社強道出了答案：“它與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的要求相符合，與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策部署相一致，與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適應，與老百姓不斷增強的民主意識相契合，所以始終充滿活力。”
